在“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导师”征文活动中获得二等奖作品

   

   研究生教育中的“导师”与传统师徒文化中的“师父”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2015级中国史专业 覃旭

 

             一、现代化研究生教育体制下的“导师”

我们知道，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在施教模式上有着较大区别，前者注重的是“学”，后者注重的是“研究”。研究生尝试独自进行科学研究伊始，一个导师作为其领路人是必不可少的，而导师对研究生具有“导”和“师”双重责任。细化来说，这种责任就是，导师需向研究生提供相关领域必要的基础知识支持；提高研究生创新、接受挑战的能力；确保研究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定科研成果等等。总的来说，导师的这种责任几乎完全是围绕学术指导而“被动”形成的，造成导师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或拒绝了与研究生在思想和精神上保持联系的必要，在现代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这种片面关注“学术成果”的现象似乎是在所难免的。正如我们所知，一个导师往往同时指导数名研究生，同时还背负着繁重的研究工作以及授课任务，再加上来自生活的各种压力，试问导师们是否还有余力与研究生保持在学术范围以外的紧密联系？如若有个别极具天赋或刻苦专研的研究生受到导师的特别青睐，导师们还要接受来自其它研究生扣上的“偏心”的帽子。

在这种现代化的研究生教育体制下，研究生成绩不理想，没有达到一定的科学研究水平，这些责任都划到了导师头上，因为导师往往被贴上“强势群体”的标签，而作为“弱势群体”的研究生则推脱了应负的责任。实际上，无论导师还是研究生都是现代化研究生教育体制下的“受害者”。导师繁重的工作任务导致了双方在情感联系上的脱节，独立研究本应被视为研究生过程中的必备能力，但导师们往往忽视了研究生（尤其是跨学科研究生）进行独立研究的过渡时期，过早地放手让研究生自己去进行独立研究，而研究生在与其导师缺少一定精神交流的情况下，又很难理解或接受导师给出的指导意见和要求，造成双方对彼此的不理解，如此恶性循环，往往导致研究生到最后开不了题，毕业论文不合格等窘境。这就是在现代化研究生教育体制下，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关系过分注重于学术范围内，最终却适得其反。但是不是说现代化的研究生教育体制就一无是处了呢？并不是这样的。现代化研究生教育体制采用的是更先进、更高效的管理和教育模式，这种模式下隐藏的优势，就是能够以更科学的方式培养出更能适应社会极速发展所需求的全面型人才，这优势是不能被忽视的，而导师正是保持这种优势的核心群体。

很明显，现代化的研究生教育体制有利有弊，且不论利与弊熟重熟轻，解决或适当缓解导师与研究生在学术范围之外缺乏联系这一弊端已然成为师生们共同而迫切的心愿。

 

二、传统师徒文化中的“师父”

在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师徒文化存在于各行各业，其中的师徒关系更是古代中国社会中的一个重要关系，它保证了人们能将思想、生产技术等得以延续并发展，维护了社会的正常发展秩序。“师父”具有双重责任，一是作为“师”应对其弟子“传道授业解惑”，二是作为“父”还应在“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中承担父亲的角色，换句话说，师父与其弟子要在精神和情感上保持紧密的联系。俗话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即使弟子学有所成“出师”之后，仍然要承认传统师徒文化所构建出的“父子”关系。传统师徒文化强调的是，在师徒之间学业完结之后，父子关系将延续一生甚至更长。因此，父子关系的延续就是师徒双方在精神和情感上继续保持联系的一种状态。如秦末时期的黄石公与张良师徒，他们在经过一段奇遇之后，黄石公送给张良一本《太公兵法》，并说十三年后在济北谷城山下有一块黄石，便是黄石公本人了。后来张良凭借此书帮助刘邦取得天下，果然在济北谷城山下获得一块黄石，张良将其视若至宝，死后与此黄石合葬。黄石公实际上并没有与张良有过太多接触，只是通过一本《太公兵法》对张良进行“授业”，但从张良愿与黄石合葬的事例中不难看出，他们之间的情感联系却始终延续着。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传统师徒文化中，除了“授业”之外，师徒间的情感联系是极其重要的。又如最近一部极受欢迎的文化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片中介绍的文物修复工作者们仍然沿用传统的师徒关系，而这种关系在古代中国是极其珍贵的。我们不难看到，传统师徒文化中所强调的，正是现代研究生教育体制下所缺少的。

传统师徒文化中的师父是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对其弟子进行教育，对弟子在各个方面的影响不但程度深而且范围广，这使得弟子能够更全面、深刻地继承到师父的学问，即所谓“严师出高徒”。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师父对弟子有着看不见却很大的支配权，甚至可以影响到弟子的思想和意识，这种情况在崇尚思想自由的今天是不太被认可的，这也是今天为什么很多人反对传统师徒文化向现代化教育渗透的最根本原因。那么，在今天这种现代化的研究生教育体制下，我们应当如何正确运用传统师徒文化当中有着深刻价值的部分，同时避免僵化的思想辖制，是导师、研究生以及这种现代化教育体制所共同面临的挑战。

 

三、传统师徒文化的现代化应用

毫无疑问，中国的教育体制在与现代化教育接轨的同时，应当保有我们自己的特色，而研究生教育则不妨从传统的师徒文化中寻找一些解决方案。所谓“教育”，《说文解字》解释说：“教，上所施下所效”，这是侧重于“师”对“生”在学业上的传授，而“育，养子作善也”，则是侧重于“父”对“子”在人性上的培育。在现代研究生教育体制中，一个好的导师应具有传授学业和人性培育的双重职责意识，这样才能发挥出教育的真正目的。理论虽然如此，但在现实中，导师因为各种繁琐的事务和研究工作，似乎根本没有办法实现，这是我们被迫忽视对研究生在人性上的培育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也绝对不是我们应该放弃导师对研究生人性培育的理由。

实际上，导师可以通过与研究生建立紧密的情感上的联系，更多地关注研究生的心智发展，从而“因材施教”。情感上良好的联系可以促进研究生更好的接受导师的学业传授，即“育”可以为“教”打下坚实基础。如今在研究生教育中存在的“怕导师”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师生之间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情感联系，导致误会的逐渐加深，这无疑严重影响了我们的教学目的。在传统师徒文化中，弟子对师父的“怕”则是建立在双方之间紧密的情感关系上的，更多体现的是弟子对师父的敬畏。因此，建立良好的情感联系，是解决矛盾的一个关键，让研究生对导师心存敬畏，而不是单纯的“怕”。

在传统师徒文化中，师父的得力弟子往往承担了这个师门的重要角色，他们不仅为师父分担压力，促进师兄弟之间的和谐的关系，师父不在的情况下，得力弟子往往就是师父或者这个师门的代表人，而这个师门的“业”也将是这些得力弟子将之弘传。在现代研究生教育中，导师与研究生形成一个良好情感联系的基础，导师对研究生“言传身教”，将自己的一些“绝学”传授下去，帮助研究生快速地掌握和提高科研能力。研究生在导师帮组下，获得一定科研能力之后，成为导师的得力助手，反过来帮导师分担一些学术任务，融洽其他研究生之间的关系，这极其有助于一个研究领域的专业梯队的形成。这不仅要求导师的慷慨，同时也要求研究生对于自身素质的锻炼和提高。内蒙古大学的清格尔泰（已故）、亦邻真（已故）、周清澍、郝维民等几位著名教授，都是现代教育下的杰出学生，同时又兼有传统教育下的独特理念，他们发扬了“尊师重道”的精神，最后自己也成为了受人敬仰的好导师，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研究生。

“尊师爱生”这种关系的建立，导师仍是最核心的，研究生则应掌握主动权，更好地展现出自己真心求学的态度，而不是得过且过，为“镀金”而来。我的导师任爱君是一名外聘教授，我们大多通过邮箱或电话联系，但对于我来说，他是一个“严师”，更是一个“慈父”。作为历史学的研究生，我原本并没有机会参加考古学的实习活动，但任老师仍然严格要求他指导的所有研究生必须到考古工地参加实习，而我也很荣幸地参加了去年在赤峰地区的考古实习。在朝夕相处的一个月时间里，工作上，他严格要求我的工作态度，鼓励我要多吃苦；生活、学习上，他更是给予我无微不致的关怀，彼此间的陌生感也逐渐消除。在工地艰苦的环境下，任老师每天都会询问我的饮食、休息情况，他还对我撰写的文章逐字逐句地进行修改并给出指导意见。实习结束后，经任老师推荐，我又得以参加著名的学术会议，并从中获得许多宝贵经验。这都是任老师主动与我建立紧密联系的表现，而我作为他指导的研究生，并没有忽视导师对我的厚爱，我努力地维持着师生间的良好关系，并不断提升自己的科研能力，进而能够帮助导师分担一些科研项目。在我们师生的关系中，作为导师，任老师主动与我建立情感上的联系，并向我提供学术上的指导和帮助，而作为研究生，我维护着师生间的紧密联系，并在能力范围内尽量帮助导师分担学术任务，在我看来，这种是一种“双赢”的效果。由此可见，导师与研究生建立紧密的情感联系对于解决现今教育问题是事半功倍的。

心目中的好导师是没有标准的，也不是绝对的，每个研究生心中都有自己认为的好导师，有可能是现实存在的，也有肯能是理想中的，但不管怎样，一个好的导师是需要一群好的研究生来成就的，师生双方的共同努力，才是现代研究生教育体制不断完善的基础。